郭锐职业教育和技术人员教育应学历相互认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锐。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拍摄
全国人大代表郭锐,在职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从事高速列车组转向架的组装制造,是该领域的能工匠。郭锐表示,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一年来参加了很多调研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到技工院校调研。他知道,许多技术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后,取得高级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应享受与大学及以上学历相同的待遇。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学历证明书,实际工作中很多待遇不能落实。企业招聘还是喜欢有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有高技术资格的毕业生,所以技术大学的中等学历很难就业。在这次世代会上,他提出的建议是技术人员教育,技术人员学校的毕业生也可以获得高等学历的学位。
技术人员教育
职业教育与技术人员教育互补
新京报:你认为如何培养技能人才?郭锐:围绕技能人才的培养,今后用一个什么样的学历来证明他受过高等教育或者高职教育,这非常重要。我国的技工教育体系中,高级技工等同于大专学历,预备技师等同于本科学历,如果技工教育能跟职业教育一样享受同等学历待遇,能够互相核发学历证书,这能让家长、孩子更愿意接受技工教育,同时也能提高整个社会对技工学校的认同度。目前,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需要专业技能的高技术人才,接近实践操作,符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学历的相互认识是必要的。
新京报:学历相互认可,现在有条件吗?
郭锐:这在操作上实际上有前提条件。职业教育和技术人员教育实际上是互补的,职业教育倾向于理论,技术人员教育倾向于操作,两者相辅相成。例如,高级人才职业大学培养多,操作性强的行业需要技术学校的学生。给他们同等的学历待遇,两种人才实现共有利于我国产业发展,两者共同支撑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背景。
但职业学校属于教育部门,技术人员大学属于人社部门管理。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从顶层设计中规范。
职业技能
工作中有强迫症,每次工作结束都要重复检查
新京报:你进厂已经22年了,22年间从学徒工成长为最高技能专家
郭锐:我们各部件组装精度非常高,部分组装精度要求控制在0.02~0.04毫米,相当于一个头发丝的1/3~1/4。因此,对技术人员的水平要求很高。
在工作中,我觉得我受到的挫折并不特别多,感谢职业技能大会。我们公司在青岛,2002年第一次参加青岛市职业技能大会,我是参加选手,获得第二名,领导人关注我,故意安排训练、调整新产品等训练机会,然后我又参加省职业技能大会、全国职业技能大会,这样一步一步地成长,从中级技术人员到高级技术人员,2004年27岁已经是高级技术人员。
但是,我的技术和强迫症有关,我自己也觉得工作有强迫症,每次工作结束都会反复检查,养成习惯。即使得到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整理再看一遍,印刷完毕再看两遍。
新京报:这种强迫症有助于避免过失吗?
郭锐:这一定有。我是高级技术人员,不能保证每100%完成工作,一次完成。但是,我保证通过自己的二次检查、三次检查,能够马上找到问题。这是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态度吧。
转行管理岗位损失过大
新京报:你进厂22年一直在第一线,这期间有转行的机会吗?例如,换管理岗位,坐在办公室里吗?
郭锐:一定有这样的机会。我从最初的进厂实习生到跟着师傅成为合格开发者_JS百科的工人,通过职业技能晋升为技术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成为班长,甚至成为代理人。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也问,你想换管理岗位吗?我认为管理职场的人很多,自己没什么特别的。转行管理岗位等于扔掉自己学到的技能,掌握的知识,损失太大。
而且,每次拿起钳子、锉刀、锤子等工具,感觉这个动作实际上深入骨髓。我真的不忍心放弃它,所以我放弃了换工作。
虽然没有改变管理岗位,但现在我被选为中车的最高技能专家,十几万员工中只有19名最高专家,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荣耀。
新京报:放弃管理岗位,家人知道吗?他们支持吗?
郭锐:他们知道。事实上,不仅在我们的企业里,一些技术学院和技术学校也雇佣了我作为老师。我也没去。他们都知道。我的父母也是技术工人,他们能理解我的选择。孩子那时还小,现在大了,觉得有一个首席技能专家爸爸,非常自豪。
培养新人
带弟子不一定多,精
新京报:选择弟子的标准是什么?你哭过弟子吗?
郭锐:从我开高铁到现在有23个弟子。我认为带弟子不一定多,而是精致。带弟子实际上也是带面的。我去训练,说了理论,教了大家怎么操作,但训练的效果一定不能用手教。但是,我没有能力用手教数百人,所以缩小范围,教徒弟,让徒弟带更多的人去。
我带着弟子,不是弟子来找我,而是选择弟子。我会找平时愿意学习先进理论知识,比较聪明,同时对自己要求上进,能吃苦耐劳的好苗子。有的徒弟确实差点被我训哭过。如果我不注意,弟子自己经常提问,师傅的工作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个环节我总是做不好?这样积极动脑筋的弟子,我一定不训练他。但是,如果不积极动脑筋的话,下次犯错误的话,我会受到严厉的训练。
新京报:你最满意的弟子是怎样成长的?
郭锐:我们共有四个层次,首席技能专家、老手技能专家、技能专家、公司专家。现在有三个弟子已经是高级技能专家,四个技能专家,几个公司专家。
新京报:从专业技术人员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中国高速铁路处于什么水平?
郭锐:我认为中国高速铁路起步晚,但我们跑得快。2004年,我们可以说是跑步者,但现在我们的技术绝对是国际领先水平,从跑步者和跑步者成为领导者。
新京报记者王娟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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