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十而已》剧的人气已经妥妥的超过《乘风破浪的姐姐》了,还上了微博热搜…
三个30岁的女人,贯穿各行各业:已婚有学历的富婆,已婚无子女的上海本地人,未婚的上海漂泊者。
奢侈品导购员王曼妮一个人在上海工作了8年,没车没房。她一个月收入15000,房租8500。每天努力工作,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
什么是更好的生活?
王曼妮的目标是过富婆顾佳的生活。
顾佳,毕业于名校,有一个双重业务的网上业务,“你得到了大厅下的厨房”。丈夫和女儿如鱼得水,事业可以原地反击。在成功把老公从烟花程序员变成公司老板后,她成了全职太太,堪称“完美女人”的代言人。
那么,傅太太的生活是不是我们每天在家都能“躺在葛优”的理想呢?
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不好意思,顾佳的行程太长了:
更何况傅太太圈子里的鄙视链真的能把人活活吃了。
背上有5万元的香奈儿将从照片中被剪掉。
如果你深情地把包放在椅子上,你会被嘲笑。
只有和20多万的限量版爱马仕咬咬牙,才能勉强拥有一张入场券。
本质上,顾佳的焦虑代表了大多数新富阶层的焦虑。
那么,一个人需要多少钱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一个作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约合人民币4550元),“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就“足够了”。
但是90年后的今天,你可能会觉得你需要更多。
什么是好的生活?
伍尔夫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对美好生活有一个经典的判断。1930年,他在第《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篇文章中预言,100年后,一个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将比今天高4~8倍。人们每天最多工作3小时就可以满足所有的物质需求,人们会利用他们丰富的闲暇时间过上明智、幸福和满意的生活。
这篇文章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现在,随着2030年的临近,经济学家们开始再次讨论这一预测。毕竟每个人都想过凯恩斯预言的美好生活!
作为《凯恩斯传》的优秀作者,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和他的儿子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率先讨论了《金钱与好的生活》年凯恩斯预言的美好生活。他们列出了美好生活的七个基本要素,即健康、安全、尊重、个性、与自然和谐相处、友谊和休闲。
罗伯特和爱德华认为这些是基本要素,实现所有这些要素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一种元素的缺乏不能被另一种元素的丰富所抵消。一个人无论在某个领域多么成功,如果缺乏健康、休闲、个性等基本要素,都不可能过上好日子。
毫无疑问,这七个基本要素的主要经济保障是财产。
几个月前,央行课题组在《中国金融》杂志《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显示,中国城镇家庭的财富与房子深度捆绑,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
但由于大部分人的房子都是通过按揭贷款购买的,等到完全拥有自己的房子时,他们的生活可能已经老了。所以这无助于人的解放,抵押财产把它的主人绑在了一个固定的工作上。具体来说,只有财富(全部个人资产减去负债)才能给人追求独立生活的自由。
顾佳,一个富有的妻子,住在数以千计的豪宅里。在上海这样土地稀缺的城市,可以说她已经拥有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财富。但在凯恩斯定义的美好生活图景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休闲。
就算有钱,为什么没有闲暇?
在凯恩斯的预言中,人们现在每天最多只需要工作三个小时。
凯恩斯的预测似乎是建立在一个常识性的假设上:每周工作时间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存在收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每多一份收入就会少产生一份额外的满足感。因此,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人们往往会有更多的闲暇,而不是更多的收入。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考虑到每小时的额外产出,他每周的工作时间会逐渐减少,直到每小时增加收入的效用等于每小时增加闲暇的效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90年过去了,虽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推动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均收入确实增长了4倍,达到了凯恩斯预测的下限水平。但是人的工作时间,想想之前引起热议的“996”。
美国社会学家朱丽叶斯凯尔(Juliet Skell)认为,竞争压力和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缺失促使雇主要求员工工作更长时间,而不是
是将工作分配给更多的工人,因为那样会给雇主带来培训和管理的额外成开发者_开发技巧本,还不包括法定带薪假期、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福利。正像斯格尔所说:“如果公司雇用较少的人,让他们工作更长时间,比雇用更多的工人(还要给他们提供福利)来做同样多的工作更有利可图。”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有才能但不富裕的人需要更加努力才能获得过去富裕阶层的社会地位。所以无数像王漫妮这样的人为了增加收入在拼命工作,拼命加班。
那么富裕阶层呢?
顾佳每天在上烘焙课、泰拳课、陶艺课、瑜伽课,看起来这些都不是有偿工作,这些是传说中的闲暇吗?不!凯恩斯认为,闲暇是我们为闲暇而闲暇,而非为其他事情。比如为了谈生意而去打高尔夫,为了减肥而做瑜伽,这些就统统不是闲暇活动,而是一种工作。判断闲暇的标准不是不认真或不费力,而是没有外在的强迫。它接近马克思所说的非异化劳动,即“自由表现,因此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罗伯特和爱德华研究发现,目前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富人的工时数增加了。在凯恩斯时代,上层社会的人工作时间比底层社会的要短,贵族根本不为薪水工作,专业人士的办公时间少得惊人。如今,许多低收入工人的工时数比他们应工作的时间要少,而许多富人的工时数却超过了他们应该工作的时间。工作和收入的传统关系被彻底颠覆。
那些高薪人士愿意比过去工作更长的时间,这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的兴趣增加了,而是因为他们对收入越发缺乏安全感,以及永不知足。
我们都在为“地位商品”买单
在《三十而已》里,率先冲上热搜榜的是“爱马仕包”。
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给“爱马仕包”这类寡头商品贴上了新的标签——“地位商品”,因为能否拥有它们并不取决于我们收入的绝对水平,而取决于我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
“地位商品”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不管社会整体的富裕程度如何,它们永远属于最富有的人。因此,为获得这些商品而展开的竞争永远都不会停止。事实上,这种竞争还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因为家庭收入中用于购买“地位商品”的支出越来越大。
“地位商品”的存在,使凯恩斯所希望的每个人都“满足”的社会愿景变得黯淡,因为大家不可能都住进最好的别墅,或者买到剧院里位置最佳的票。
在凯恩斯生活的时代,大部分家庭支出都用在面包、住房、衣服、采暖和其他公共设施上,而竞争性消费只占总消费的很少一部分。如今,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家庭的大部分支出都不是用在购买生活必需品上,而是用于购买能提高地位的商品,即使穷人也是如此。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明确定义了三种旨在提高地位的商品,其细节是技术性的,但机制是相似的。
第一种是攀比商品,指的是因为其他人有所以我也想要的商品。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嫉妒心理,或者想和别人一样。这两种欲望在孩子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促使家长更努力地工作,以满足孩子的需求。
第二种是虚荣商品,指的是因为别人没有所以我想要的商品。虚荣商品迎合了人们对差异性、专属性和“与众不同”的欲望。它们不一定是最贵的,但能让它们的拥有者产生优越感。就像顾佳后来花28万买的那只爱马仕kelly包,虽然价格跟200多万的喜马拉雅鳄鱼皮没法比,但胜在难买到,所以才会出现剧中一群贵妇轮流捧着这只kelly包看。
兼具以上两种商品特点的是“凡勃伦物品”,这是为纪念美国伟大的炫耀性消费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而命名的。有人之所以想拥有这种商品,是因为它们的价格昂贵,而且因昂贵而知名,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为财富做广告。在仍然讲究等级的商业世界里,坐头等舱、商务舱还是经济舱,体现了此人在公司中的职位级别。
凡勃伦物品的另一个作用是“炫耀效应”。众所周知,几乎所有明星都喜欢奢侈品,这是奢侈品具有吸引力的主要(甚至全部)原因。价格越高,该商品就越具有专属性,能拥有者寥寥无几。如果这类商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可能也会下降。
我们的社会鼓励炫耀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即使那些负担不起的人也是如此,这是新福阶层不再“游手好闲”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大的浪费不是金钱,而是关于人的可能性
2011 年 9 月 5 日,一份伦敦的报纸报道说,资本已占领了一名神经科医师位于哈利街的家。该神经科医师表示,他每周必须工作 60 个小时,才能供得起他那栋价值 100 万英镑的房屋的9 成房贷。神经科医师税前需要挣多少钱,才能偿付 90 万英镑贷款的本息呢?根据借贷条款和年限的长短,每年大约需要偿还 20 万英镑,这意味着加班将成为这位医师工作的常态。
这样一栋房子连同住在里面的人(这位神经科医师的妻子已怀有身孕),需要很多钱来维护和养活。他们需要请一两个佣人、一个保姆、一个私人教练(为工作 60个小时储备体力),需要拥有家电、假期和服装,也许还会有两个孩子。毫无疑问,这些开销是像这位神经科医师之类的专业人士所必需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拥有价值 100 万英镑的房子使这位神经科医师跻身成功新秀的行列,但他的年长的朋友或熟人也许拥有价值 200 万或 300 万英镑的房子,还有自己家的游泳池。因此,一周工作 60 个小时还是不够。
我们的工作不断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我们的欲望又不断加重我们的工作。
无处不在的广告从各个方面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安慰剂,以及对我们长时间的非理性工作的虚伪奖励。通过给孩子购买玩具,而不是抽时间陪伴他们,家长将“强迫性消费主义”的理念传递给孩子。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说:“上层社会失控的消费引发了一种奢侈品狂热情绪,它已经控制了我们所有人。”借助势利、跟风和凡勃伦效应,富人们偏爱的奢侈品价格拉动所有商品的价格走高,导致各阶层的人必须更努力地工作,而他们原本只需要向本阶层的人看齐。
黑格尔说:“需求……不是由那些直接体验过它的人创造的,而是由那些试图以其谋利的人创造的。”
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大浪费不是金钱,而是关于人的可能性。早在 1933 年,凯恩斯就宣称:“一旦我们允许自己不再服从于利润的检验,我们就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文明了。”这种改变的时代,早就应该到来了。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