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雅集图是谁画的啊？？_问答_开发者

情场美人 2022-05-29 07:04

今年，消失近百年的两张最重要的宋画相继出现。首先是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前不久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秋拍夜场，以4.6亿港元落槌。一时间，关于此画引发了“亿元高价”、 “国宝回流”、“画作真伪”等话题的种种讨论。

暂且不提苏轼的文学成就，其绘画作品一直广受讨论。苏轼画风大胆，极具创造力，尤擅画墨竹、怪石、枯木等。但可惜的是，流传至今的苏轼画作十分稀少。一般认为，目前仅有两幅，一幅是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一幅便是这幅《枯木怪石图》。

苏轼《枯木怪石图》。为什么苏轼的这些绘画作品总是存在争论？原因大概有三：首先《潇湘竹石图》与《枯木怪石图》都不见早期绘画著录；其次，苏轼的传世画作极少，除文献记载外，根据仅存的画作无法确定苏轼的具体绘画风格，且启功、徐邦达与谢稚柳、杨仁凯等人对《潇湘竹石图》的争论点也多不在画作本身；此外，《枯木怪石图》的真伪更多地取决于画幅上刘良佐、米芾题跋的真伪，刘良佐题跋为仅见，而此米字跟常见又略有差异。

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标志，它开创了文人画的新道路。宋代绘画有两种比较突出的形态：一是推崇形神兼备的院体画，一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画。苏轼是第一个提出文人画概念的人，并将其视为比“画工画”更高的东西，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的这首诗是中国画史上人们最为熟悉的言论。

但这幅《枯木怪石图》在清代及以前从未公开现身。相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此画从白坚夫

（吴佩孚秘书长）

手中流入日本，后被一日本家族收藏，已消失近一个世纪。

此次《枯木怪石图》现身中国，除了兴奋外，对这幅作品真伪的质疑与讨论也愈发热烈：号称唯一真迹的《枯木怪石图》真的是苏轼的真迹吗？不少书画研究者与文博界人士认为，该画存在诸多疑点，比如印鉴为假，笔墨间的气息并未到宋，用笔软沓无力，不符合苏轼一贯的书画风格等等，也有观点认为，此画是根据苏轼原作临仿的。

苏轼《潇湘竹石图》局部（中国美术馆藏）。《潇湘竹石图》又称《竹石图》，有“轼为莘老作”署款。墨画坡上大小二圆石，后有小竹树枝，远处烟林平沙。卷中和拖尾有杨元祥、郑定、吴勤、熊冕、杨慎、夏邦谟等二十六家题跋。题跋的时间最早为元元统甲戌（1334）二月望，最晚为明嘉靖辛酉（1561）八月。画卷曾经孙伯渊、白坚夫、邓拓等人递藏，现藏于中国美术馆。这张画的真伪问题至今也悬而未决。

除了《枯木怪石图》的真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苏轼的竹石风流到底是什么样子？苏轼的绘画理念是什么？如果没有苏轼，中国绘画会如何发展？

另外一幅重要的宋画是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五马图》。12月19日，东京国立博物馆公布了今年颜真卿特展的清单，只是其中悄悄地夹杂了一条消息：传被战火“销毁”的李公麟《五马图》将要展出。

关于《五马图》，其命运也是一波三折。据说《五马图》在南宋时归内府收藏，到了元明时期，经柯九思、张霆发诸家递藏，康熙年间又入藏河南商丘宋荦家，乾隆时藏入清宫，乾隆两次在《五马图》上题文。到清末民初，由于时局动荡，《五马图》又流入日本，一直被秘藏，二战后被宣称已经毁于战火。几十年来，大家只能通过故宫博物院藏的珂罗版来了解其貌。此次《五马图》在日本博物馆的再现也将引起又一轮的热议。

李公麟《五马图》。李公麟（1049-1106），北宋著名画家，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在山水花鸟题材之外，他更擅长人物、鞍马。他发展了“白描”画法，把过去仅作为粉本的白描画法确立为一种画种，使之独立成科，也成为文人画的典范，《五马图》就是标志。

除了苏轼与李公麟的画作再现，今年也有不少重磅的书画特展。比如刚刚提到的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特展，还有辽博书画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宝展、上博董其昌特展等等。其中

上海博物馆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可以说是内地首个董其昌大展，或许将在重新理解董其昌及其时代的书画艺术成就与意义方面有进一步的突破。

在美国艺术史家卜寿珊

（Susan Bush）

的著作《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里，卜寿珊对苏轼、董其昌、李公麟以及他们的画作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在这本《心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董其昌等人是如何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绘画形态的。以下内容为《心画》书摘整合。

《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典藏版），作者：（美）卜寿珊，译者：皮佳佳，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文人画的概念为何不早不晚恰恰出现在宋代？

少数精英的绘画风格，最终塑造了所有的绘画形态。这是中国所独有的。

从文献记载看，文人艺术开发者_Go百科的思想似乎最早出现于11世纪末。苏轼及其文人圈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种新理论，并得到了后世文人的普遍接受。虽然元人的观点有所变化，但直到明末董其昌及其友人们建立文人画传统之前，并没有另一套系统理论与之抗衡。董其昌对其后的艺术论著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具有支配地位。

苏轼和董其昌都是多方面的天才，他们身居高位，声名显赫，生前身后皆名满天下。他们是某些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因此他们的思想难免会影响其他士人。苏轼提出了士人画

(scholars’ painting)

，而董其昌详尽讨论了文人画（literati painting）

的传统，因此研究文人艺术理论自然当以苏始而以董终。这种大跨度的时代研究固然会导致简单化，但宏观的视角却可以使我们看清历史发展演变，并且梳理出潜在的因袭体系。

明代曾鲸、项圣谟绘制的《董其昌小像》（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1555-1636），晚明书画家。在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董其昌集前人之大成，洞察画坛时弊，提出与倡导“南北宗论”，并在实践中充分加以印证，翻开了文人画创作的新篇章。

众所周知，文人作画始于汉代，到了唐代，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跻身仕途，所以张彦远说只有贤人高士才能成为优秀画家。一些为后世文人艺术家采纳的题材也产生于这一时期，比如关于田园的诗意表达，像王维的《辋川图》，还有张璪的水墨树石。唐代官员和画工在题材风格方面还没有明显分化。文人艺术理论出现于宋代，它反映出向一种新的绘画形式的转化，但还没有从风格上进行定义。文人画家此刻意识到了他们作为精英群体应起的作用，他们倡导的艺术与诗歌和书法紧密相关。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具有共同艺术目标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处理的是不同的题材，以不同的风格作画，其中某些风格直接源于早期的传统。当然，他们的作品被后世的文人画家奉为圭臬，最终一些特殊的绘画类型被视为文人题材。然而，在山水画领域，这一观点到明代才确定下来。那时，文人们追忆元代大师的成就，开始用风格术语来定义文人画。因而我们关注到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首先在某一社会阶层里进行实践，继而缓慢进化为一种风格传统。既然艺术家的地位很早就是重要的事情，文人绘画的概念为何不早不晚恰恰出现在宋代呢?

在中国，一个有抱负的人想要成就功名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出仕做官，随之而来的就是特权和威望。封建世袭贵族在唐代仍强而有力，官员一般都出自名门望族。直到宋代，士人阶层才第一次获得社会权力，他们可以单凭功绩得到高位。这个时代，科举定期举行，有才干的人常以此获得官爵。宋初重臣如赵普、吕蒙正均出身布衣,11世纪文坛泰斗欧阳修起于寒门。此时的高官往往是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一种道德严肃性弥散到所有文化形式之中。宋代的士大夫形成了功勋卓著的显贵集团，它和唐代的世袭贵族统治大相径庭。正是这些文人确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基调，创造了新的散文、诗歌、书法风格。在这种氛围下，苏轼开始思考一种特殊类型的绘画——文人画，这并不足为奇。

赵孟《东坡立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人通过画作互相唱酬，这在西方没有类似的现象

11世纪晚期，一群著名的士大夫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苏轼和黄庭坚是这一时期的诗坛领袖。他们俩也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只有米芾和稍早时期的蔡襄。这个以苏轼为中心的群体还包括三位著名画家，分别为文同、李公麟和驸马王诜。苏轼在这群人中最为重要，因为他身居高位，而且是保守派领袖之一，反对改革家王安石的政策。苏轼天赋异禀，喜好结交朋友，他的人格也深远影响着他的朋友们，在热衷绘画创作和评论的文人中，他是核心人物。当他因为持保守政见遭贬时，他在逆境中的态度使他成为后人的榜样。就绘画而论，文同、李公麟和米芾的艺术也许比苏轼更胜一筹，然而正是苏轼的声望，使得其他文人迅速接受了文人艺术。

文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诗歌和书法艺术方面扮演着革新者的角色，也许这正是潜藏在苏轼的士人画定义背后的意识。他注重作品中的“士气”，而不是它的风格主题：这也显示他和朋友们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绘画。在苏轼看来，画是像诗那样的艺术，应当作为闲暇时的一种自我抒发的方式。当这种态度在北宋著作中出现，就标志着绘画已为文人阶层接受，得到了像诗那样的上流艺术的地位。时至宋代，诗歌已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仍是文人教育的基本部分。在中国，诗和书法是上流艺术，是文人仕途生涯的资本，也是向朋友们展示才华的手段。像诗一样，文人们也开始通过画作在社交聚会中互相唱酬。这在西方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西方典型的画家最初是工匠或职业艺术家，他们为教会或赞助人的订单工作。到了19世纪，按照自己方式作画的独立画家才出现。因此，自我表现在西方常被冠以浪漫主义术语，艺术家们带着自己的创作材料孤独地奋斗。这与中国宋代完全不同：文人画是作者显露个性的表现形式，但这些作品常常是在朋友们饮酒聚会时创作的。

绘画变为文人文化的一部分后，便与更早发展的诗歌逐渐比肩而行了。文同和苏轼便是第一对著名的艺术挚友。苏轼在文中提到，在文同眼里，只有苏轼能理解自己的画。在苏轼与文人们的交往中，绘画第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为李公麟所作的绘画《西园雅集图》中，表现了他们在王诜西园的聚会场面，沉浸于典型的文人式消遣中。在这个群体中，苏轼、米芾、王诜、晁补之都懂得绘画，而只有李公麟正以陶潜的《归去来辞》意境作画。这个动作意义深远，因为李公麟的绘画更胜诗歌和书法。当他的一个朋友去安徽赴任时，李公麟画了一幅《阳关图》表示送别，画面表现了王维的《渭城曲》。这写有两行诗的画，便取代了以诗别友的惯例。通常这类送别的宴会在路旁的驿站举行，并吟出赠别的诗歌，或许此画正是在同样场合下画出的。《渭城曲》提到相似的场面，这也是李公麟所描绘的题材。这幅画由于其中的渔人樵夫而备受赞赏。渔人樵夫全无分别时的忧伤，展现出对世俗情感的超脱。通过这种方式，李公麟给予友人恰当的临别劝慰，这种劝慰以往蕴含在给友人赠别的诗作中。张舜民是学者、诗人，也是一位画家，他描述起李公麟的这幅画作时，提到它替代了通常的赠别诗：“古人送行赠以言，李君送行兼以画。”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1912年，清廷溥仪退位，但仍然居住在故宫内。其间溥仪曾把故宫收藏的大量珍贵书画通过各种渠道偷盗出宫，换取银钱，其中就包括这幅宋代李公麟名画《西园雅集图》。后来溥仪在东北演出了一场傀儡皇帝的闹剧，不少偷盗出来的书画散落民间，一部分辗转流向国外。其中，《西园雅集图》被老北京的画店、琉璃厂的“伦池斋”买走，并通过伦池斋卖到香港，从此漂泊境外，现今藏于何处不得而知。

苏轼常在与朋友饮酒时即席作画，他的诗作也往往以这种方式奔涌而出。有一次他去拜望米芾，笔墨纸砚和酒已在桌上备好，他们相互写诗唱和，通宵不辍。米芾告诉我们苏轼如何作画：“……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

在一首著名的诗作里，苏轼向主人郭祥正表示歉意，自己到主人家作客，饮酒后把竹石画于主人家白墙上。黄庭坚曾描述过苏轼在聚会上的典型状态；他酒量有限，几杯酒下肚就酣然入睡，不一会儿他霍然而起，奋笔书画。有一次，苏轼被锁在考试大殿里批改考卷，作为消遣，他和李公麟合作画了一幅竹石牧牛图，黄庭坚又加上了一首戏谑诗。另一幅苏李合作的画叫《憩寂图》，典出杜甫的一句诗，苏轼、苏辙和黄庭坚都在画上题了诗。这种合作绘画的探索类似于文学游戏，游戏里每个人作一联诗，这种游戏精神也体现在这些绘画的题诗和题跋上。

苏轼、李公麟《憩寂图》。

画可以与诗比较，是苏轼等人的独特贡献

这种艺术类型和唐代文人艺术大不相同。张璪画树石可以自由运笔，但他的作品显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才能完成。宋代院画家郭熙尤其讲究幽居独处和凝神静气。他要求窗明几净，焚香左右，澄澈心怀，他也赞同登高作画。郭熙是职业画家，他的作品尺幅较大，采用大量复杂技巧创作。苏轼的即兴之作看起来仅仅是快速写意，是其蓬勃天性的自发表现。他本能地认为创造力就是瞬间的能量爆发，这也许是他唯一可以驾驭的绘画类型。李公麟更像个真正的艺术家，他能创作出精心布局且极具技巧的作品，也能在朋友聚会时即兴挥毫，从他与苏轼的合作以及他在《西园雅集图》中的动作就可以判断。

李公麟以白描风格作画，因此他的作品也很像素描，可以很快完成。后来的文人画家如沈周和文微明也在社交场合为朋友作画，他们的画作常常描绘出文人们饮酒品茗的场景。作品技巧简单，可以顷刻间完成，但他们的作品还是超出了粗略速写的水平。从那时起，朋友间翰墨往来成为了文人聚会交往的惯例。据说莫是龙曾在友人面前完成了一幅出色的画作，于是大家争执着谁可以拥有这幅画。从这些轶事来看，这一行为由苏轼开创先河，后来被性格迥异的文人们继承并发扬，而创作出的这些作品并不仅仅是速写。

这种高雅艺术更适宜一种特殊的鉴赏方式。在社交聚会中，当一位友人创作出一幅画，会被其他人看作是他人格和时代环境的反映。每当名士作画，他的朋友又题跋其上。后人把这看作历史的遗珍，并感慨艺术家的离去。对中国文人来说，鉴赏作品不仅是理解画家的风格，更是要见画如见其人。如同诗歌书法，文人们的风格定义更注重人格价值，而不仅仅是纯粹的艺术价值。在书法领域，当一个人选择古代书法大家作为自己的楷模时，很重要的原因是钦慕他的品格。无疑，苏轼敬佩颜真卿，不仅由于颜真卿的书法，也由于他的道德品质。比之吴道子的作品，苏轼更偏爱王维的画，一定是王维诗人的身份影响了苏轼的喜好。从苏轼的时代开始，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都不仅仅是画家，他们也是政治家、学者、作家、书法家或仁人君子，因为绘画以外的才能而驰名，就赵孟和董其昌面言，他们在书法上的威望使他们在文学之士中居于领袖地位。北宋之后，这些特殊才能似乎导致了人们接受文人画。文人艺术理论又是如何反映出这类绘画与诗歌书法的紧密联系呢？

王维《江干雪霁图》。

11世纪文人论及艺术时，出现一种新观点：他们力图使绘画适合于文学模式。文学中受到赞赏的特质也用来评价艺术。要了解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关键要懂得绘画一直处于地位颇低的技艺阶层。苏轼谈到善画墨竹的挚友文同时说：“与可之文，其德之槽粕也；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也；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

在这种基于儒家论调的看法中，一个人的品格比他留存下来的遗迹作品更重要。文章用来治世，当然比表达个人感受的诗歌更有地位，而书画用以表达诗的未尽之意。在诗书画三种依赖笔和墨的艺术中，画最不重要，但它被纳入这个系列，说明画最终获得承认，成为个人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也许，我们能最深入把握的宋代文人观点，就是上面苏轼对画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的强调：绘画被认为像诗歌和书法那样反映出作者的品格。从一开始，诗歌和书法就被视为作者天性的镜子。在唐代，人们认为书和画是同源的，时至南宋中叶，赵希鹄在技法基础上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在这条发展线索中，两个最重要的环节形成于11世纪晚期：一是认为绘画反映了艺术家自身；二是画与诗得以进行比较。关于第一点，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谈到“气韵”时提及，后来米芾之子米友仁也曾表述过。这显示绘画理论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唐及唐以前注重再现转变为强调艺术家的作用。到了元代，用以评价人格的术语开始定义艺术风格。第二点，画可以与诗比较，这是苏轼及其友人的独特贡献。

e79****20 2022-05-29 07:13

顾恺之（约345-406）东晋画家，出身士族家庭，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顾恺之。曾为醒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405-418）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刘裕北伐南燕，恺之为作《祭牙（旗）文》。多才艺，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多作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画人注重点睛，自云传神写照，尽在阿堵（即这个，指眼珠）中。尝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三毛，而益觉有神。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轰动一时。后人论述他作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把他和师法他的南朝宋画家陆探微并称顾陆，号为密体，以区别于南朝梁张僧繇、唐吴道子的疏体。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其中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存世的《女史箴图》传是早期的摹本，内容绘写西晋张华所撰约束宫廷嫔妃的教诫。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被英军从清宫劫去，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传顾的另一作品《女史箴图》，乃宋人所作。

展子虔（约550-604），北周末隋初画家杰出画家，汉族，渤海（今山东阳信县温店镇郭家楼村）人。他是现在唯一有画迹可考的隋代著名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历北齐、北周入隋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擅画人物、山水及杂画，几无所不能，人物描法细致，以色景染面部；画马入神，立马有足势，卧马则腹有腾骧起跃之势，与董伯仁齐名。亦工台阁，但不及董伯仁；写山水远近，有咫尺千里之势。曾在洛阳天女寺、长安灵宝寺、崇圣寺等绘制佛教壁画。传世作品《游春图》是中国山水画中独具风格的画体，亦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

韩干，京兆（今西安）人，活动于玄宗时代。少年时曾作酒肆佣工，得王维资助，改学绘画，十年而成。擅画肖像、人物、鬼神，尤精于画马。画马师承曹霸，但更重写生，所画之马，壮健神骏，被誉为“古今独步”。现存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牧马图》册页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的《照夜白图》卷。《牧马图》画一虞官驾白马缓行，右侧为一黑马，用笔纤细遒劲，色墨渲染得宜。此画曾经南唐内府及宣和内府收藏，并有宋徽宗题“韩干真迹”。《照夜白图》画玄宗坐骑照夜白，也是流传有序的作品。另有旧题《韩干神骏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今定为五代人仿作。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名臣魏徵外孙。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人称“薛少保”。以书法名世，为书法初唐四大家之一。也擅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其生动，时称一绝，李白、杜甫等都曾吟诗颂其画鹤。绘画作品已无存。

曹霸

曹霸，谯郡（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魏高贵乡公曹髦后裔，官至左武卫将军。画承家学，擅画马，亦工肖像。成名于玄宗开元年间，天宝末年曾修补《凌烟阁功臣像》及画“御马”，技艺精辟，杜甫曾作《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推许之。今画迹已不传。

韦偃，长安（今西安）人，寓居于蜀，擅画人物、鞍马及山水。虽承家学传统，但青出于蓝。据记载，他画白川原牧马，马的姿态变化万千，穷极生动。今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卷一画来了解其风范，该图绘骏马一千二百余匹、圉人等一百四十余名，众马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此外，他所画山水，也对唐代山水松石的变革有过重要作用。

边鸾，京兆（今西安）人。官至右卫长史。擅画禽鸟和折枝花木，亦精蜂蝶，在花鸟画独立成科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传世作品有《梅花山茶雪雀图》，图录于《唐宋元明名画大观》。

阎立本（约601～673），中国唐代画家兼工程学家。汉族，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临潼县）人，出身贵族。其父阎毗北周时为驸马，因为阎擅长工艺，多巧思，工篆隶书，对绘画、建筑都很擅长，隋文帝和隋炀帝均爱其才艺。入隋后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兄阎立德亦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驰名隋唐之际。传世作品有：《步辇图》、《古帝王图》、《职贡图》、《萧翼赚兰亭图》等。

吴道子（约680～759年），唐代画家。画史尊称吴生，誉为“画圣”。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少孤贫，初为民间画工，年轻时即有画名。曾任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尉，不久即辞职。后流落洛阳，从事壁画创作。开元年间以善画被召入宫廷，历任供奉、内教博士、宁王友。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他的画作有《明皇受篆图》、《十指钟馗图》，入《历代名画记》；《孔雀明王像》、《托塔天王图》、《大护法神像》等九十三件，入《宣和画谱》。传世作品有《天王送子图》，又名《释迦降生图》卷，为净饭王之子释迦出生故事。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释迦图》藏日本京都东福寺。皆为后人托名摹本。

刁光胤（约852－935），名刁光，一作光引，长安（今西安）人。唐天复年间避乱入蜀，留居30余年，卒于蜀。擅画龙水、竹石、花鸟等，一生作画勤奋，多为花鸟，为五代著名画家黄筌老师，亲授其艺。传世作品《写生花卉册》已被定为伪托之作。

黄居寀(933－？），字伯鸾，成都人，黄筌次子。原在西蜀画院供职，后随旧主入宋。黄筌去世后，黄居寀成为领袖人物，受到太祖、太宗的重用，他的画法也成为画院的标准，在宋代宫廷中占了90余年的主导地位。其传世作品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山鹧棘雀图》轴，以细线勾出轮廓，然后敷重彩，层层晕染，感觉极为细腻，有富贵华丽之趣。

张萱，唐，汉族，长安（今西安）人。开元（713-741）年间可能任过宫廷画职。以善绘贵族仕女、宫苑鞍马著称，在画史上通常与另一稍后于他的仕女画家周昉相并提。唐宋画史著录上记载张萱的作品计有数十幅，不少还一再被许多画家摹写，但出于张萱本人手笔的原作，今已无一遗存。历史上留下两件重要的摹本，即传说是宋徽宗临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和《捣练图》卷。

赵昌（？－约1016），字昌之，广汉（今四川剑南）人。擅画花果，师事滕昌祐，有“出蓝”之誉。喜画折枝花卉，擅长着色。作品传世极少，故宫博物院藏《写生蛱蝶图》卷传为其作品，专家多以为不真。画院待诏林椿以花鸟翎毛著称于时，画法师赵昌，今有《果熟禽来图》（故宫博物院藏）传世，与记载中赵昌画法相似。

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善画獐、猿及花果禽鸟等。据说曾深入山中居住，观察兽类活动，所画动物极其生动传神。英宗时应召入画院在西庑殿作《百猿图》，未竟而卒。今传有《聚猿图》（藏日本），画于崇山峻岭间嬉戏的群猿。

郭熙（约1000-约1080年），北宋画家、绘画理论家。字淳夫，河阳温县（今河南孟县）人。出身平民，早年信奉道教，游于方外，以画闻名。熙宁元年召入画院，后任翰林待诏直长。山水师法李成，山石创为状如卷云的皴笔，后人称为“卷云皴”。树枝如蟹爪下垂，笔势雄健，水墨明洁。早年风格较工巧，晚年转为雄壮，常于巨幛高壁作长松乔木，曲溪断崖，峰峦秀拔，境界雄阔而又灵动飘渺。存世作品有《早春图》《关山春雪图》《窠石平远图》《幽谷图》等。子郭思纂集其画论为《林泉高致集》。

李公麟（1049-1106）北宋著名画家。字伯时，号龙眠居士。汉族，庐江郡舒州（今安徽舒城县）人。神宗熙宁三年进士，历泗州录事参军，以陆佃荐，为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好古博学，长于诗，精鉴别古器物。尤以画著名，凡人物、释道、鞍马、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时推为宋画中第一人。李公麟因风痹致仕，归居龙眠山庄，自作《山庄图》，为世所宝。传世作品有《五马图》等。

张择端，（公元12世纪·北宋）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生卒年不详。幼好读书，早年游学于京师（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朝（1101-1125）为宫廷翰林图画院待诏。明王梦端《书画传习录》谓其“性习绘事，工于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传世作品有《清明上河图》卷，绢本，设色，纵24.8匣米，横528.7厘米，是中国古代城市风俗画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之不朽杰作，在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重要意义。该画所绘人物达500余人，贵贱劳逸，形形色色，显得生动传神；店铺作坊，茶房酒肆，行商摊贩，一派生意兴隆景象；长虹卧波，舟楫竞流，车骑争道，再现北宋盛景；寒食祭祖，携篮挑担，踏青插柳，把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梁社会各阶层之生活情景和繁华尽收画卷之中。全图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结构严整谨密，笔法细致古雅，卷后有金代张著、张公药，元代杨准，明代吴宽、李东阳、冯保等13家题跋，曾经北宋内府、元代内府、明代朱文徵、清代内府鉴藏。1925年溥仪将该画携出故宫，后流落于东北长春一带，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082年5月初5～1135年6月4日），神宗11子，哲宗弟，是宋朝第八位皇帝。赵佶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死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宋徽宗在位25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35里处）。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书”。传世作品：《竹禽图》、《柳鸦芦雁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枇杷山鸟图》、《四禽图》、《写生珍禽图》、《祥龙石图》、《瑞鹤图》、《杏花鹦鹉图》

郑思肖(1241—1318，一说1239—1316），字忆翁，号所南，福建连江人。父叔起，官南宋平江（今江苏苏州）书院山长。郑思肖年少时秉承父学，明忠孝廉义。宋末，以大学生应博学弘词试，授官和靖书院山长。他曾在朝廷临危时呈献抗蒙计策，未被纳用。宋亡后，隐于苏州的寺观和陋巷里，仍“耿耿存孤忠”。他的名（思肖）、字（所南）始用于此时，与他坐卧必向南相关，意在不忘赵宋。又将其书斋取名为“本穴世界”，“本穴”二字一穿插，意为“大宋”。著有《心史》（文史界尚无定论）、《所南诗集》等。郑思肖的墨兰画法在画史上堪称首创，极易抒发文人的胸臆。这种画艺被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承传下来，在表现画家的个性方面达到了极致，技法上也有许多出新之处。他的墨兰蕴含着深刻的思宋之情。“时写兰，疏花简叶，根不着土。人问之，曰：“土为番人夺，忍着耶？’”所画墨兰，饮誉江南，求者不绝，但郑思肖有诫条曰：“求则不得，不求或与。”“嘉定某官胁以他事，求画兰。曰：‘手可断，兰不可得也。’”对仕元官僚，思肖尤为痛恨。郑思肖的墨竹真本已无一存世，偶见有署款“所南”的赝作，笔法荒率，全无墨兰之韵。

马远（约1140－约1225年后），南宋画家。字遥父，号钦山，原籍河中（今山西永济），侨寓钱塘（今浙江杭州）。出身绘画世家，南宋光宗、宁宗两朝画院待诏。擅画山水、人物、花鸟，山水取法李唐，笔力劲利阔略，皴法硬朗，树叶常用夹叶，树干浓重，多横斜之态。楼阁界画精工，且加衬染。喜作边角小景，世称“马一角”。人物勾描自然，花鸟常以山水为景，情意相交，生趣盎然。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家”。存世作品有《踏歌图》《水图》《梅石溪凫图》《西园雅集图》等。

夏圭，生卒年不详。南宋画家。字禹玉，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早年画人物，后来以山水著称。他与马远同时，号称“马夏”。宁宗时任画院待诏，受到皇帝赐金带的荣誉。他的山水画师法李唐，又吸取范宽、米芾、米友仁的长处而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虽然与马远同属水墨苍劲一派，但却喜用秃笔，下笔较重，因而更加老苍雄放。用墨善于调节水分，而取得更为淋漓滋润的效果。在山石的皴法上，常先用水笔淡墨扫染，然后趁湿用浓墨皴，造成水墨浑融的特殊效果，被称作拖泥带水皴。传世作品有《溪山清远图》《西湖柳艇图》《雪堂客话图》等。

黄公望（1269～1354），元代画家。本姓陆，名坚，汉族，江苏常熟人。后过继永嘉府（今浙江温州市）平阳县黄氏为义子，因改姓名，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中年当过中台察院椽吏，后皈依"全真教"，在江浙一带卖卜。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兼修李成法，得赵孟頫指授。所作水墨画笔力老道，简淡深厚。又于水墨之上略施淡赭，世称“浅绛山水”。晚年以草籀笔意入画，气韵雄秀苍茫，与吴镇、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擅书能诗，撰有《写山水诀》，为山水画经验创作之谈。存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开发者_如何学C等。

倪瓒（1301～1374），元代画家、诗人。初名珽，字泰宇，后字元镇，号云林子、荆蛮民、幻霞子等。江苏无锡人。家富，博学好古，四方名士常至其门。元顺帝至正初忽散尽家财，浪迹太湖一带。擅画山水、墨竹，师法董源，受赵孟頫影响。早年画风清润，晚年变法，平淡天真。疏林坡岸，幽秀旷逸，笔简意远，惜墨如金。以侧锋干笔作皴，名为“折带皴”。墨竹偃仰有姿，寥寥数笔，逸气横生。书法从隶入，有晋人风度，亦擅诗文。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合称"元四家"。存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容膝斋图》等。著有《清閟阁集》。

沈周(1427～1509）明代杰出书画家。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玉田生、有居竹居主人等。汉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於明宣德二年，卒於明正德四年，享年八十三岁。不应科举，专事诗文、书画，是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传世作品有《庐山高图》、《秋林话旧图》、《沧州趣图》。著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等。

沈家世代隐居吴门，居苏州相城，故里和墓在今相城区阳澄湖镇。沈周的曾祖父是王蒙的好友，父亲沈恒吉，又是杜琼的学生，书画乃家学渊源。父亲、伯父都以诗文书画闻名乡里。沈周一生家居读书，吟诗作画，优游林泉，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蔑视恶浊的政治现实，一生未应科举，始终从事书画创作。他学识渊博，富于收藏。交游甚广，极受众望，平时平和近人，要书求画者“屦满户外”，“贩夫牧竖”向他求画，从不拒绝。甚至有人作他的赝品，求为题款，他也欣然应允。

沈周的书画流传很广，真伪混杂，较难分辨。文征明因此称他为飘然世外的“神仙中人”。　沈周在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书法师黄庭坚，绘画造诣尤深，兼工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以山水和花鸟成就突出。所作山水画，有的是描写高山大川，表现传统山水画的三远之景。而大多数作品则是描写南方山水及园林景物，表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幽闲意趣。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据传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擅名，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出身商人家庭，父亲唐广德，母亲邱氏。自幼聪明伶俐，20余岁时家中连遭不幸，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家境衰败，在好友祝允明的规劝下潜心读书。29岁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30岁赴京会试，却受考场舞弊案牵连被斥为吏。此后遂绝意进取，以卖画为生。正德九年（1514年），曾应宁王朱宸濠之请赴南昌半年余，后察觉宁王图谋不轨，遂装疯甚至在大街上裸奔才得以脱身而归。晚年生活困顿，54岁即病逝。擅山水、人物、花鸟，其山水早年随周臣学画，后师法李唐、刘松年，加以变化，画中山重岭复，以小斧劈皴为之，雄伟险峻，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人物画多为仕女及历史故事，师承唐代传统，线条清细，色彩艳丽清雅，体态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赅，饶有意趣。其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洒脱随意，格调秀逸。除绘画外，唐寅亦工书法，取法赵孟頫，书风奇峭俊秀。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百美图》、《枯槎鸜鹆图》、《两岸峰青图》等绘画作品传世。

文征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汉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年九十岁，曾官翰林待诏。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真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

家世武弁，自祖父起始以文显，父文林曾任温州永嘉知县。自幼习经籍诗文，喜爱书画，文师吴宽，书法学李应祯，绘画宗沈周。少时即享才名，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然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从弘治乙卯（1495年）26岁到嘉靖壬午（1522年）53岁，十次应举均落第，直至54岁才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以贡生进京，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诏。此时其书画已负盛名，求其书画的很多，由此受到翰林院同僚的嫉妒和排挤，心中悒悒不乐。四年中目睹官场腐败，一再乞归，57岁辞归出京，放舟南下，回苏州定居，潜心诗文书画。不再求仕进，以戏墨弄翰自遣。晚年声誉卓著，号称“文笔遍天下”，购求他的书画者踏破门坎，说他“海宇钦慕，缣素山积”。他年近九十岁时，还孜孜不倦，为人书墓志铭，未待写完，“便置笔端坐而逝”。

仇英(1482—1559) 字实父，号十洲，汉族，江苏太仓人。后移居吴县。擅画人物，尤长仕女，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对象，或圆转流美，或劲丽艳爽。偶作花鸟，亦明丽有致。与沈周、文征明、唐寅并称为“明四家”。仇英是明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吴门四家” ，亦称“天门四杰”。沈、文、唐三家，不仅以画取胜，且佐以诗句题跋，就画格而言，唐，仇相接近，仇英在他的画上，一般只题名款。仇英擅长画人物、山水、花鸟、楼阁界画，尤长于临摹。他功力精湛，以临仿唐宋名家稿本为多，如《临宋人画册》和《临萧照高宗中兴瑞应图》，前册若与原作对照，几乎难辩真假。画法主要师承赵伯驹和南宋“院体”画，青绿山水和人物故事画，形象精确，工细雅秀，色彩鲜艳，含蓄蕴藉，色调淡雅清丽，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特擅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综丹缕素，精丽绝逸，无愧古人，尤善于用粗细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或圆转流畅，或顿挫劲利，既长设色，又善白描。人物造型准确，概括力强，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直趋宋人室，对后来的尤求、禹之鼎以及清宫仕女画都有很大影响，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后人评其工笔仕女，刻画细腻，神采飞动，精丽艳逸，为明代之杰出者。杰出作品有《竹林品古》、《汉宫春晓图》卷（配图为此画局部）、《供职图》等。

张宏（公元1577年—1652年后）字君度，号鹤涧，明代著名画家，江苏苏州人。善画山水，重写生，笔力峭拔、墨色湿润、层峦叠嶂、秋壑深邃、有元人古意；他画石面连皴带染为其特色。又能画写意人物，形神俱佳，散聚得宜，是明末吴门画坛的中坚人物。吴门学者尊崇之。传世作品：《西山爽气图》，藏浙江省博物馆；《延陵挂剑图》、《杂技游戏图》、《击缶图》、《阊门舟阻图》、《溪亭秋意图》现藏故宫博物院；《浮岚暖翠图》，藏广东省博物馆；《兰亭雅集图》，藏首都博物馆等。张宏的绘画继承了吴门画派的文人画风格和特色，师自然造化，在画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使山水画活了起来。故宫博物院专家称张宏的山水笔墨精湛，世所罕见。他曾登高画鸟瞰俯视图，更是当时罕见。他的画作整个画面看起来深远高逸，山石坚硬敲击有声，流水清澈涓涓而下，为书画注入了灵性，使人身临其境，恍若隔世。他的山水画用渲染的手法烘托出超凡脱俗的气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人仿佛置身于画卷中。画面清新典雅，气氛和谐，奇峰怪石，浓密古木，清风飞泉，意境空灵清旷。

徐渭（1521—1593），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中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民间也普遍流传他的故事传说，关于他年轻时如何聪明，后来如何捉弄官宦等。他是诗人，他是画家，他是书法家，他是军事家，他是戏曲家，他是民间文学家，他是美食家，他是酒徒，他是狂禅居士、他是青藤道士、他是旅行家，他是历史学家。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徐渭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出身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为侍女小妾，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十岁仿扬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二十岁时成为生员，嘉靖二十年（1541年）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

石涛（1642一约1707），清代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法名原济，一作元济。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陈人等。广西全州人，晚年定居扬州。明靖江王后裔，幼年遭变后出家为僧，半世云游，以卖画为业。早年山水师法宋元诸家，画风疏秀明洁，晚年用笔纵肆，墨法淋漓，格法多变，尤精册页小品；花卉潇洒隽朗，天真烂漫，清气袭人；人物生拙古朴，别具一格。工书法，能诗文。存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山水清音图》《竹石图》等。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

郑板桥（1693—1765）清代官吏、书画家、文学家。名燮，字克柔，汉族，江苏兴化人。一生主要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世称“三绝”，擅画兰、竹、石、松、菊等植物，其中画竹已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著有《板桥全集》。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元年进士。中进士后曾历官河南范县、山东潍县知县，有惠政。以请臻饥民忤大吏，乞疾归。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郑燮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画松画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代表画作为《兰竹图》。

顾恺之(348 409)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以及提出的“六法”。为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展子虔：（约550-604）隋代杰出画家。渤海（今河北河间县）人。历北齐、北周，入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曾在洛阳、长安、扬州等地的寺院画过许多壁画。善画故事、人马、山水、楼台；人物的描法细致，后再用色晕开人物的面部，神彩意度极为深致。展子虔所非《游春图》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存世的山水卷轴画中最古的一幅。《宣和画谱》称赞他：“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他的山水画比起六朝前山水画那种“水不溶泛，人大于山”的稚拙画法要成熟得多。据记载，他的《仙山楼阁图》以青绿勾勒为主，笔调甚为细密，后人称他为“唐画之祖”。美史史家称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展了虔虔为唐以前杰出的四大画家。

米奇猫的窝191 2022-05-29 07:18

　　范宽。

　　范宽生卒年月不详，（据画史记载，他生于五代末，在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年还健在。）本名中正，字中立（又作仲立），北宋山水画家，生活于北宋前期，名列北宋山水画三大名家之一。陕西华原（今耀县）人。因为他性情宽厚，不拘成礼，时人呼之为“宽”，遂以范宽自名。据《宣和画谱》记载，他“风仪峭古，进止疏野，性嗜酒，落魄不拘世故”。

　　代表作品

　　由于年代久远，范宽的真迹现存并不多，但是仅存的数件均为精品。如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雪山萧寺图等等。

　　《雪山萧寺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现大雪覆盖下的深山幽谷，点缀以古寺、关隘、寒泉及行旅情节等。皴笔不多而健硬有力，章法严整而有变化，墨色染出阴霾的天空，益加衬托出雪岭高寒的气氛。

　　《雪景寒林图》(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也以沉稳老辣的笔墨，画出雪后北方山川奇观。山势嵯峨，岩壑幽深，近处树木形象甚有姿态，平远处亦有峻岭起伏，折落而有气势。范宽画山峰善作冒雪出云之势，由此二图中可见其面貌。

　　《溪山行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绢本，水墨，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画中巨峰巍然耸矗，山涧中瀑布直泻而下，峻厚的山峦长着茂密的林木，岩石皴纹历历可辨，显示出一种逼人的磅礴气势。山脚下雾气迷蒙，近处大石兀立，老树挺生，溪水潺潺。山路上有旅人赶着驮队走过，人畜虽皆画得其小如蚁，然却真实生动，使人仿佛能听到驴蹄得得之声。

　　范宽发展了荆浩的北方山水画派，并能独辟蹊径，因而宋人将其与关仝、李成并列，誉为“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元代汤垕《画鉴》则认为“宋世山水超越唐世者，李成、董源、范宽三人而已”，又谓“董源得山之神气，李成得山之体貌，范宽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为百代师法”，都对范宽的艺术作出很高的评价。据文献所载，宋代师法范宽的画家有黄怀玉、纪真、商训、宁涛等人，南宋的李唐好学范宽，其后又有马远、夏圭等人学习李唐，使得整个南宋时期的山水画几乎全部出自范宽一系。后人将范宽与李成、董源二人合称“宋三家”，之后的“元四家”、明朝的唐寅，以至清朝的“金陵画派”和现代的黄宾虹等大师，都受到范宽画风的影响。

　　元朝大书画家赵孟頫称赞范宽的画“真古今绝笔也”，明朝大画家董其昌评价范宽“宋画第一”。但是也有人有不同意见，比如苏轼虽然非常推崇范宽，却觉得其画“微有俗气”，与古代中国文人淡雅风格略有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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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公望

　　黄公望是元代大画家，年轻时做过地方小官，先是任书吏。

　　为了领略山川的情韵，他居常熟虞山时，经常观察虞山的朝暮变幻的奇丽景色，得之于心，运之于笔。他的一些山水画素材，就来自于这些山林胜处。他居松江时，观察山水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时终日在山中静坐，废寝忘食。在他居富春江时，身上总是带着皮囊，内置画具，每见山中胜景，必取具展纸，摹写下来。富春江北有大岭山，公望晚年曾隐居于此，他以大岭山为师，曾画有《富春大岭图》。元惠宗至正七年(1437)，黄公望准备画一幅富春山全图，此时黄公望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前后经历三四年的经营，始告完成。此图描写富春江两岸秋景，笔法上取董、巨，又自出新意，多用披麻皴，干笔皴擦，丛树平林多用横点，林峦浑秀，似平而实奇，整个画面，似融有一种仙风道骨之神韵。这便是《富春山居图》。此图经明沈周、文彭、周天球、董其昌、邹之麟等题记。邹之麟在题跋中称此图“笔端变化鼓舞，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明清许多画家都从《富舂山居图》中得到启示，影响深远。

　　传世作品，除《富春山居图》外，尚有《溪山雨意图》、《快雪时晴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九珠峰翠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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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远, 1140年生，1225年逝世，中国南宋画家。字遥父，号钦山。祖籍河中(今山西永济)，移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光宗、宁宗时任画院待诏。出身绘画世家，曾祖马贲、祖马兴祖、伯马公显、父马世荣、兄马逵等皆为宋代知名画家。马远擅山水、花鸟、人物，其山水师法李唐，多画江浙山水，树木杂卉多用夹笔，用大斧劈皴带水墨画山石，方硬严整；构图取自然山水之一角，山峦雄奇峭拔，或峭峰直上而不见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马远艺术上克承家学而超过了他的先辈，他继承并发展了李唐的画风，以拖技的多姿形态画梅树，尤善于在章法大胆取舍剪裁，描绘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的局部，画面上留出大幅空白以突出景观。这种"边角之景"其特点正如前人所指出的"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予人以玩味不尽的意趣。

　　风格独特，富有诗意。画水能表现出在不同环境气候下的种种形态。其花鸟作品善于在自然环境中描绘花鸟的神情野趣。所画人物，取材广泛，多画佛道、贵族、文人雅士、渔樵、农夫等，闲雅轩昂，神气盎然。马远在当时影响极大，有独步画院之誉，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家，又与夏圭并称马夏。有《踏歌图》、《水图》、《梅石溪凫图》、《西园雅集图》、《孔丘像》等传世。子马麟，亦善画，宁宗时任画院祗候，擅花鸟、山水等，禀承家学，有《层开发者_开发问答叠冰绡图》等传世。

　　记载中马远的绘画作品数量较多，但流传至今的已屈指可数。重要作品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幅作品《踏歌图》、《水图》、《梅石溪凫图》，及《寒山子像》、《孔丘像》、《石壁看远图》、《高阁听秋图》等一些小幅真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华灯侍宴图》，美国纳尔逊博物馆收藏有《西远雅集图》卷，上海博物馆收有三幅：《松下闲吟图》、《倚松图》和《雪屐观梅图》，还有少量作品散落在世界其他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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